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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武周史家的忧患意识

文章作者:历史 上传时间:2019-10-17

试论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

论文关键词:宋代 史家 忧患意识 儒家文化

论文摘要:忧患意识是中国知识阶层的一种优良的传统意识。这种意识既是对历史的沉思,更是对现实的感受,它主要表现为知识阶层对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和前途的关注。具体到史家身上,忧患意识主要表现为对于朝代、国家的兴亡盛衰的关注,以及对于社会治乱安稳、民生生存的终极关怀。两宋重用文士的国策和内忧外患的国势,大大强化了士大夫和史家自任以天下之重的忧患意识,使其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和前所未有的张扬。

“忧患”作为一种思想意识,是指人们面临自然、社会与人生所遭遇的患难而产生的忧虑与思索。它既是一种亢奋、悲悯的心理情绪,更是一种执著追求的价值选择,其发展的极致就是关心国家前途、关注民族命运以及形成强烈的爱国情感。自从有了人类,也就有了人类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作为人们直面自然、社会、人生的经验而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历史和现实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可以说,没有忧患,就没有危机感,就没有追求,就没有前进的动力。中华民族之所以具有生生不息的强劲生命力,就在于其忧患意识源远流长。它从古到今连绵不断,逐渐积淀到民族心理的深层,演化为中国文化的一种普遍品格,成为中国人民,特别是其中知识阶层的一种优良的传统意识。这种优患意识既是对历史的沉思,更是对现实的感受,它主要表现为人们对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和前途的关注。具体到史家身上,这种意识,主要表现为对于朝代、国家的兴亡盛衰的关注,以及对于社会治乱安稳、民生生存的终极关怀。之所以有这种反映,是同史家的本质与功能密切相关的。

一、史家的忧患意识传统

中国古代史家历来就有一种忧患意识。孟子评论孔子作《春秋》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拭其君者有之,子轼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川这就反映了孔子作《春秋》时的一种忧患意识。孔子的忧患主要是对现实政治的忧患,用他的话说就是“天下无道”,于是他提出了“礼治”的治理方案;还有一个忧患,就是对礼崩乐坏、文明危机的优患,对此,孔子的立场很明确:“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可见,孔子作《春秋》就是带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带着为社会、为政治服务的目的而对过往历史进行评论褒贬的。毫无疑问,这是孔子优患意识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最大价值。

司马迁父子撰述《史记》的最初动机,是出于对史职的忠诚和执著。这就是司马谈对司马迁说的一番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谈之所惧,是“废天下之史文”的问题。他怀着强烈的优患意识,抱着抢救天下史文的崇高目的,希望儿子能继承自己的未竟事业,撰写《史记》,以继承前辈史家的传统和伟业,把春秋战国诸侯相兼和汉兴以来的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光荣业绩载于史册,使其流芳千古。然而,当司马迁进人到具体的撰述之中的时候,他的思想已经不只是集中在“史文”问题上了,已经不只是对“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进行赞扬和称颂了,他对汉武帝统治下的社会前途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他对“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偕于上,无限度”的社会时尚表现出了隐隐的不安。于是,他的严肃的史学家的使命感使其批判之笔无所不指,即使是汉武帝本人也不能幸免,显示了作者关心国家前途强烈而深沉的忧患意识。尤其可贵的是,作者的这种优患意识是在汉武帝统治的极盛时期萌发的,更折射出作者对国家对民族高度的责任感!不仅如此,司马迁所以能够历尽艰辛、忍辱负重、克服精神与肉体的巨大折磨,最终完成不朽巨著《史记》,也是从前辈史家的身上汲取了精神力量。用他的原话说:“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他说:“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夔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殡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显然,正是司马迁身上沉重的人生忧患意识、社会忧患意识和文化忧患意识最终促使其完成了自己的“草创”之作,而这也正是中国传统史家的优良品质!

司马迁处在西汉由鼎盛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他对历史的远见卓识和敏锐眼光使他看到了这一变化,故而发出了“物盛而衰,固其变也”的感叹。唐代史家吴兢也有大致相仿的经历。吴兢生活在唐代武则天至唐玄宗时期,他经历了唐代的盛世年华“开元盛世”,同时也敏感地觉察到唐玄宗开元后期滋生起来的政治上的颓势。于是,他写出了著名的《贞观政要》一书。吴兢认为,此书“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其义在于“惩劝”。吴兢对于此书在政治上的作用非常有信心。他说:“庶乎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岂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已哉!可见,史学家吴兢是很“现实”的:与其侈谈尧、舜、文、武,不如就从学习本朝“贞观之治”做起。他的这种现实的态度,既是对唐太宗时“政化”的仰慕,又是出于对唐玄宗开元后期李林甫、杨国忠辈当政的忧虑。而且此书以《君道》开篇,以《慎终》结束,也反映出了这位史学家深沉的忧患意识。同样,唐代的另一位史家杜佑也是怀抱着“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的政治胸怀和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写出了贯通古今而又旨在“理道”的《通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杜佑既是精通政治的史学家,又是洞察历史的政治家,他把史学看作是施政的参照,又把政治视为史学所指示的历史前途的理想和实践。可以说,促成杜佑成功的因素很多,但其中最为重要的还是安史之乱后唐王朝衰微国势带给他的强烈的忧患意识。

二、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与历史撰述

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既有史家忧患意识传统的影响,又有时代情势的激发。

宋代是一个充满忧患的年代。宋朝建立后,面临着种种矛盾,一是外患,二是内忧。宋的统一只是局部统一,无论北宋还是南宋,都不是当时中国的统一王朝。北宋时,有辽、西夏同北宋对峙。南宋时,则有金朝雄据淮河、秦岭以北的中国北方,南宋只能偏安一隅。辽、西夏和金,都不断对宋朝进行侵扰。而两宋统治集团,腐败无力,国力相对屏弱,在对付外患方面软弱无力,最后都被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所灭亡。内忧则是指社会政治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异常尖锐,错综交织。反映在思想上,则是由于佛教的冲击所造成的儒家文化的衰落。宋明儒学的兴起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在遭到中华大帝国的解体和佛学的挑战时的觉醒。

基于以上原因,宋代士大夫阶层的忧患意识就显得格外凝重,他们特别关注国家事务、关注百姓疾苦,关注中国传统文化,这正是宋代知识阶层忧患意识的表现。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出了这种忧患意识的深沉的境界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优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意识与境界继承了孔孟“乐以天下,优以天下”的思想。但范仲淹倡导先天下而忧患,后天下而快乐,而且上优国下优民,界高远而视野宽泛。并且孟子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而抢仲淹则有所超越,立志做到“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这种进退穷达皆忧天下的忧患观,体现了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进取精神,为知识阶层树立了新的人格风范,在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岳阳楼记》因此而成为千古不朽的名篇。

王安石是继范仲淹之后的又一位改革家,他在推行变法之前的一份《上皇帝万言书》中,分析了当时社会的种种矛盾,披露了他的重重忧虑。《万言书》提出的社会问题是:“臣窃观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夙兴夜寐,无一日之懈,声色犬马,观游玩好之事,无纤介之蔽,而仁民爱物之意,孚于天下,而又公选天下之所愿以为辅相者,属之以事,而不贰于谗邪倾巧之臣,此虽二帝、三王之用心,不过如此而已,宜其家给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于此,顾内则不能无以社视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蕙蕙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囚值得注意的是,王安石“四方有志之士,葱葱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的忧患意识,已经超出了个人的思想与器局,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靖康之变,二帝北狩,面对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情境,宋代士大夫忧患意识的重心便从内忧转向外患。“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胭”,岳飞激昂的斗志,代表了南宋士大夫的呼声。于是,“自任以天下之重”的忧患意识,便落实为以抗金复国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由此,我们看到,在国难当头之际,宋代士大夫不计个人的安危和得失,主动挑起了拯救民族危亡的重任,虽屡遭挫折和打击,但抗金救国、恢复失地的雄心壮志始终未泯。可以说,宋代士大夫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是内忧外患的宋代得以存续三百余年的文化基石。

毋庸置疑,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成和发展的。同士大夫比较起来,史学家的忧患意识具有更加突出的历史感,司马光《历年图序》深刻地反映了这种历史感,他写道:夫道有失得,故政有治乱;德有高下,故功有大小;才有美恶,故世有兴衰。上自生民之初,下逮天地之末,有国家者,虽变化万端,不外是矣。三王之前见于《诗》、《书》、《春秋》,臣愚不敢复言。今采战国以来至周之显德,凡小大之国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举其大要,集以为图,每年为一行,六十行为一重,五重为一卷。其天下离析之时,则置一国之年于上,而以朱书诸国之君及其元年系于其下,从而数诸国之年,则皆可知矣。凡一千三百六十有二年,离为五卷,命曰《历年图》。”这是司马光在撰写《资治通鉴》之前所撰写的一段文字,从中可以看出,史学家同士大夫对世事的忧患是相同的。司马光同王安石虽政见不合,而在忧患意识方面却并无二致。宋神宗一方面任用王安石变法,一方面又慨然为司马光所主编的史书作序,并赐名为《资治通鉴》,正可表明其间的相通之处。

此外,宋代史家深沉的忧患意识中还包含着强烈的时代感。史学家范祖禹是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的助手之,著有《唐鉴》一书。他在此书序文中讲到唐代历史的经验教训和他撰写此书的目的时指出,唐皇朝的兴废治乱之迹,对于北宋皇朝来说,是最切近的事情,所以提出“其治未尝不由君子,其乱未尝不由小人,皆布在方策,显不可掩。然则今所宜监,莫近于唐”[sj的认识。这跟上文吴兢认识历史的方法有相似之处。范祖禹又略述北宋开国后百余年的历史,并不无深意的说:“夫唐事已如彼,祖宗之成效如此。然则今当何监,不在唐乎!今当何法,不在祖宗乎!夫惟取监于唐,取法于祖宗,则永世保民之道也。‑ 其忧患意识正寓于其深意之中。

南宋时期,因朝代更迭、政治形势骤变而激发了史学家更为恢弘博大的优患意识,他们受着“伤时感事,忠愤所激”的政治、文化氛围的影响,矢志著书,以存信史,以寄优思,以警后人。史学家李煮撰《续资治通鉴长编》980卷,徐梦萃撰《三朝北盟会编》250卷,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都是属于两宋之际的本朝史或“当代史”,都是“忧世”、“泣血”之作。史载李心传曾向宋理宗谏言,分析政治与天灾的关系,他说:“陛下愿治,七年于此,灾祥饥谨,史不绝书,其故何哉?朝令夕改,靡有常规,则政不节矣;行贵居送,略无罢日,则使民疾矣;陪都园庙,工作甚殷,则土木营矣;遣邸女冠,声焰兹炽,则女渴盛矣;珍玩之献,闻却绝,则苞直行矣;鲤切之言,类多厌弃,则谗夫昌矣。此六事者,一或有焉,犹足以致早灾。而且,李心传曾先后两次因谏言而罢官,联系上述引文,可以想见其为人。惟其如此,“有史才,通故实”的李心传,在他的历史著作中自然蕴涵着深刻的优患意识。

这个时期的另一位史学家袁枢,把编年体的《资治通鉴》创造性地改撰成纪事本末体的《通鉴纪事本末》,也寄寓了他的“爱君忧国之心,债世疾邪之志”。故当时的诗人杨万里说:“今读子袁子此书,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继之以叹且泣也!”反映出史书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也折射出史学家的忧患意识的感染力。

三、关于宋代史家忧患意识的启示

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史家忧患意识的继承和发扬,它既对后世史家忧患意识的产生有着重要的影响,也是衡量中国知识阶层人格力量的一个重要因素,考察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也会给我们留下一些重要的启示。

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文化思想的精华。

传统儒家文化充满人文主义精神,它重视道德的修养,强调人格的自我完善,提倡积极有为、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关心国家前途,关心民族命运,关心民生生存成为其终极关怀,表现为一种高昂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追溯历史,无论是孔子“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优”的忧国情怀,还是孟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优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Wl的优民思想;无论是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哀叹,还是白居易“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呐喊;无论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境界,还是岳飞“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胭”的斗志;无论是宋陈亮“除天下之患,安天下之民,皆吾之责””的胸怀,还是明末顾宪成“念头不在百姓上,……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羡,君子不齿’的气节,无不是对儒家文化所提倡的社会责任意识的发扬光大,无不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无不成为儒家文化的经典之作。

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已经突破了历史上绝大多数士大夫以忠于封建朝廷、挥卫一家一姓利益为宗旨的局限,而表现出对国家民族利益及广大民众忧乐的终极关怀 按照宋儒张载的话说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们的优患意识,归根结底是凸显了春秋时期“忠”的最初内涵。这种“忠”的最初内涵,借用魏良韬先生的话讲,就是“一种自觉的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心和道德行为”,是“春秋时代发展起来的‘爱民’思想和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德治主义’及其‘以道自任’的实践精神”。宋代史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在事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重大关头忠于国家、忠于社樱、维护国家独立的斗争精神,那种进退皆忧、先天下之优而忧的情怀,那种康国济民、关心民生的社会责任感,都是这种忧患意识的鲜明体现,都对后世史家优患意识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比患意识往往产生于国势衰微、民生涂炭的多事之秋观历史,孔、孟所处的时代是诸侯争霸,社会矛盾加剧的春秋战国时代,因而他们怀抱着深沉的忧患意识开始了追求安邦定国、匡济天下的社会理想;杜佑、韩愈所处的时代是藩镇割据,朝廷危机四伏的大唐末年,因而他们怀抱着强烈的忧患意识能够肩负起倡导改革、提倡经史之学的历史重任;王安石、欧阳修所处的时代是内政腐败、民生艰辛的北宋朝廷,因而他们怀抱着凝重的优患意识力主革新,变法图强;岳飞、文天祥所处的时代是外族侵凌、国势削弱的南宋王朝,因而他们怀抱着“忧国如家”的忧患意识迸发出破敌立功的壮志豪情,甚至最终舍身为国、以赴国难。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些具有鲜明时代特点、以忧国忧民为根本内容、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情感即使千年之后仍然令人坪然心动,心向往之。

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中蕴涵着深刻的“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的思想和信念正是这种浓厚的“居安思危”意识才使虚弱的两宋历史有了光辉灿烂的一面:经济繁荣,科技发展,文史辉煌,人才辈出。可以说这些成就的取得既是历史的积累,也是两宋时代人们的创造,但其高度发达的文史文化归根结底还是宋代士大夫阶层凝重忧患意识所带来的丰硕成果。而今,两宋文化之所以为后人所仰慕,不只因为它独具特色的哲学、史学、文学及科学发明与创造,更大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它包含了宋代士大夫“居安思危”的思想信念和“忧国如家”的精神风貌。

总括全文,可以作以下两点概括:第一,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是一种历史责任感、民族使命感和爱国主义情怀的反映,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境界与追求;第二,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组成部分,又对后世知识分子完美人格的冶炼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应该为我们时刻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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