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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文人的忧患意识及人格重建

文章作者:历史 上传时间:2019-10-17

建安文人的忧患意识及人格重建

建安丈人 优态意识 人格重建

〔论文摘要〕建安文人的优态意识主要有两点:一是忧世不治。优民多艰;二是人生苦姐的哀叹?超越生命的感叹。他们以丈学作为反映杜会现实的载体。积极干预生活?唱出了像慨激吊的时代孩青。建安丈人不仅饱含强烈的忧息忿识?在时代的背录之下?他们还有或总或现的人格重建。本文也将对其动因和特质进行谈释。

建安文人的优患意识有多重内涵,突破了以前老庄“由自我走向自我,的优患,逐渐形成了在一种理性支撑下“由自我走向社会”的优患u〕他们以个人生活经历和政治遭遇为契机,站在时代的高度进发出一种欲革新社会而不能、欲超越自我而不得的呐喊。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复杂的社会现实,大大充实了他们的忧患情愉,当它达到饱和状态时,便从不同角度喷发出来,从而构成了建安文人优患意识的多重内涵。

建安文人的忧患意识体现在建安文人的作品中。诗人以饱含的激情和悲情,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对社会、人生、生命深人探索,给优患意识注人新的血液,并作出了超越以往时代的诊释。

忧世不治,忧民多艰是建安文人优患意识的思想根基。建安时代的社会和百姓经历了一场大劫难。据《三国志,魏书·董卓传》载:“卓以山东豪杰并起,恐俱不宁。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夭子都长安。焚烧洛阳宫室。悉发掘陵墓,取宝物o"使一代帝都洛阳付之一炬,数百万洛阳百姓“步骑驱盛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o’’对于这场浩劫及其后果,建安文人以敏锐的眼光和饱含优患的情怀,酸满千百万百姓的血相,形象地、鲜明地加以展现:

汉家中叶道徽,盆卑作乱乘衰,悟上虐下专成,万官 惶怖莫违,百姓惨渗心悲。

—孔融《六言诗三首,其一 生男懊莫举。生女嘀用脑。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敌骨柑撑拄。

—陈琳《饮马长城窟行)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进患。……出门无所见,白骨 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拖子弃草间。……

—王架《七哀诗》其一这一幕幕人间渗剧,目不忍睹,令诗人心灵深处承受着极度的痛楚和难言的优伤。惨烈的现实使诗人们不得不冲破个人的羁绊,投身于血与火的社会现实中,并且自觉地承担起结束分裂、统一中原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由此可见,忧国忧民是建安文人优患意识的精健,是他们不断进取、执着追求的原动力。建安时期,忧国、忧天下不再以优君的形式出现。更多的是关心和体恤民间疾苦,这种从民本思想出发的优患意识突破了屈原“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乎民心”的思想落甘,这也是建安文人个体思想解放的标志。

建安文人在动乱的时代潮流中,承受着沉重而强烈的优患意识。他们以建立功业之举激励人生。建立功业是中国文人的传统文化心态,建安文人继承这一思想传统,积极投身革新社会、结束分裂、实现统一中原的理想行动中。如曹操既是诗人,又是军事家、政治家。他的出现和崛起以及对统一中原事业的开拓,带给诗人们以某种希望和鼓励。而曹操对功业的追求,同样激励当时建安文人的人生意气以及实现理想的壮志。于是“人生忽如寄”的焦虑便化作建立功业的渴望:“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陈琳《游览诗》>产如曹植认为“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优”并把自己比作“捐姐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游侠儿,是“仇高念皇家,远怀柔九州。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的壮士,以实现自己“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的理想。

建安文人为了实现理想不但亲临战场,而且当面对“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惨景。目睹着“百遗一”的生民时,愤慨和悲枪便激起了创作激情。就是在当时极其艰难的行军打仗期间,也不停笔地创作,描写协淡的社会现实,悲憨民生疾苦以及要求建功立业,渴望改变这种现实的心志。如曹操《篙里行》、《苦寒行》。曹王《上留田行》,曹植《送应氏》等。

建安文人以建立不朽的功业实现不朽的人生价值。但是现实往往是事与愿违的、残酷的。建安文人身世之悲、理想无法实现之郁,使他们的忧患意识又增添了对人生苦短的哀叹、对超越生命的感叹这一特质。当时社会动乱,生灵涂炭,疾疫流行。人多短寿。如曹王ao岁,曹植享年41岁,王架、徐干、应扬、刘杭、陈琳等皆死于建安二十一、二十二年疾疫。孔融、杨修、了仪先后被曹操、曹王所杀。这对文人的刺激很大,面对短促而又多艰的人生,有“人生一世间,忽若菩春草”的哀叹;有。惊风翻白日,忽然归西山,圆景光未满,众星灿以萦。志士营世业,小人亦不闲犷的感慨—岁月短促。功名未立。却仍努力迫求;有突破夭命的限制,在有生之年追求更高的人生价值,这在曹操《龟虽寿》中就有充分体现。虽然建安文人在诗歌中对人生的哀叹、超越生命的感叹等优患意识表现不完全一致。但他们“慨慷以气,、“招怅切情,的共同风格以及“居安思危”的意思都对后世有启迪和借鉴的意义。

建安文人在诗歌中“优,的因素通过其言其行表现了“以夭下为己任”的理想。正是在他们的理想的推动下。他们对现实又无法实现的情况下,他们却在诗歌的王国里充分洼释忧患。诗人们充分发挥自己认识世界反映生活的主观性、能动性,通过自身人格展示倡导一种更高的生活理解与人生追求,真实地再现了生活和富有个性特征的生活感受,突破了将这文学视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工具的“诗教。的樊育,ch从而达到“文学的自觉”。

建安文人在战乱中目睹百姓的生离死别,战乱对生命的压抑和摧残的同时,诗人内在的生命意识走向觉醒;另外,东汉末年,经学束缚的解除,道家思想的再度勃兴,促使建安文人个体人格的自我觉醒。此外,引起诗人价值观改变的还有理想之幻灭与信仰之危机,党锢之祸,党争的恐怖。以及朝不保夕的生命危险和选才标准的改变,迫使他们意识到个体血肉之躯的独立性和目的性。即在战乱中保全自我。把握和享受人生中实现理想。但他们体脸到的却是压抑人的本能需求所带来的身心痛苦感受到社会对个人的异化与共性对个性的栓桔。因此,他们的诗歌中寄予了对离乱状况下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怀与极大的同情。如曹植的《禽里行》:“恺甲生帆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厂这种由“优世之叹”到“优生之叹”的转换,掺杂着“人”的因素,从而促使“人的自觉”。也就是说,建安文人“人的自觉”可谓是由外在事业向内在心灵,由格守礼法向祟尚自然,由道德的自修向性情的自适。由优患天下向关心生命。由群体规范向个体解放的转化。这一转化紧紧围绕着人与人的价值在现象、本质、理想三个层面展开的。

在现象上,主要表现为悲叹人生短暂,如曹操《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孔融《杂诗》:“人生有何常,但患年岁暮。”徐干《室思》:“人生一忽间,忽若鑫春草。,曹植《送应氏》:“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露。”这些诗中充盈着由人生苦短与天地穷巨大反差而引发的悲叹,但即使将这种悲叹看作是消极颓废悲观的,也不能否认这是诗人的思考焦点由天地宇宙转移到自我个体价值的结果。

在本质上,表现为优虑时世离乱,曹操《秋胡行》之二中的“不戚年往,优世不治”,清楚地告诉我们,悲叹人生短暂的现象背后是对现实社会的强烈关注。“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上家察故处,存亡永别离’,(阮禹《驾出北郭门行))“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陈琳《饮马长城窟行))“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遵患”、“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这种现实与优虑的情怀,表明诗人不仅思考与关注着自我个体,而且试图超越自我,将视野投向更广阔的空间。

在理想上,主要表现为建功立业。人生极其有限的,现实又是离乱动荡的。如何才能让有限的个体生命得以延伸,建安文人对这个关于人的价值的终极问题从理想上和实践中选择了两个取向—立功与立言。立功侧重于理想。立言侧重于实践。二者都统一到诗人的作品中,如曹操在《龟虽寿》、《短歌行》中反复强调“老峨伏橱,志在千里。烈士菩年,壮心不已。——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夭下归心”的壮志紊情。表达了诗人希望建立不朽的功业,泽及时人与后世来实现个体有限生命的历史延伸。此外,现实与人生的失落与虚无,理想世界与彼岸的飘渺与遥远,群体价值与观念的解构与弥散,也是迫使社会和诗人更多地关注个体,关注内心的因素,在这种背景下便催化了“人的自觉’,进一步促进了人格的重建。

人格重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文以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子:

第一,皇权和孺学两大权威的失落,动摇了建安文人所赖以处世持身的根本。在权魏之际,皇帝更换频萦,儿童皇帝居多,导致皇权旁落,皇帝成为权贵手中的玩物,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孔子之“仁”,孟子之“恶,’,荀子之“忍”,鳌仲舒之“性三品”都是从普遍和伦理角度来认识和探讨人生,缺乏人性中的生理本能和独特性。因此“能者为侯”的时代激励建安文人建功立业;政治动荡与思想混乱并存的时代促使诗人以个体人格作为准则关注杜会,关注民生。

第一,儒衰道长的思想学术倾向,促使了建安文人群体个体人格的自我觉醒。东汉末年经学渐渐由经世致用走向萦琐的圣学演绎和无视现实的空谈,失去了汉代盛世时期那种兼收并蓄的气魄和同化能力以及调节机制,渐趋似化与投落。而道家的玄学之风与祟尚白然之思想文化精神相通。

重个体自由、重心灵超越,重自然、重内在精神等在诸多方面与时代历史发展要求存在契合点。因而建安文人的人格重建在诗歌中更多表现了心灵的自由与人格的独立,生命价值体系的轴心明显地偏向了“自我”。在大胆追求个体精神之独立及心灵之超越的过程中任性、达情和尚才。

第三,理想的幻灭与战乱对生命的压抑和摧残成为建安文人价值观念改变和生命意识觉醒的因子之一。建功立业无法实现的苦闷,又目睹战乱中百姓的生命之轻,使建安文人深刻意识到权势之不可靠,命运之不可测,党争之残酸与卑劣,政治之分裂与寡轼,权贵之阴险与毒辣,所以他们极力保全自己的人格与生命。因此现实与心理的矛盾造成了建安文人外圆内方的人格分裂,这也是为人格重建提供了契机。

总之,人格分裂的过程是漫长的,只可意会的;而人格重建虽不能一墩而就,却可言说的,因此重建后的人格有其内在的特质:

在人生观念及文化心态中,生命价值体系的轴心明显地偏向了“自我”。如曹植在《与吴季重书》中将建安文人所谓的“大丈夫之乐”概括为“愿举泰山以为肉,倾东海以为酒,伐云梦之竹以为笛,斩洒滨之梓以为筝。}c3}这虽然是文学夸张语言之表达,然所透搏出的却是心中固存的对个体生命之揭望,透耳出珍视肉体生命而自我乐生适意为建安文人所共有的生命意识,这种心态既有社会所致的病态成分,亦有生命自我觉醒的因素。

心灵的自由与人格的独立,乃是个体白我觉醒的主体内班。如果生命的自足仅投向肉体的层次,则非但不是觉醒,而是生命观念的侧退。正因为如此,建安文人在生命的肉体与精神之间是兼而顾之,他们既不像偷家那样把生命付诸于道德精神的炼狱之中,又不像佛家把生命放诸于禁欲的红尘之外,而是将肉体感官之自乐与精神之自慰有机结合,并以后者为追求的更高境界。强调尊重个体生命的性格和气质,强调个体人格的解放、人际关系的和谐。建安文人的人格重建并不是孤立的,它与优患意识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建安时期特有的一种文学现象。

优患意识与人格重建都诊透了作者的作品中与行动中。建安文人自觉的将个人与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相联系,承起了历史的责任和使命。《短歌行》、《龟虽寿》是一代雄主的抱负,“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优”是带“罪”蕃王的呐喊。“我独何人,能不靖乱”是少年天子的追求。“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是建安文人共同的心声。战乱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和生命的压抑,使他们的优息因素推动了人格分裂的速度。如孔融在《杂诗)中“人生有何常。但患年岁鑫冲这种优虑人生短暂的哀伤被紧接而来的“幸托不肖躯,且当猛虎步。安能苦一生,与世同举膺”的壮志康情冲淡得只留下一抹淡影,而在《杂诗》中孔融则陷人了生命无常。人生苦短的强烈悲哀中。痛失爱子的不幸遭遇强化了作者对生命短暂,寿夭无定优患情绪,使他在目睹了坟茧禽草丛生的凄凉之后,深切体会到“人生自有命,但恨生日稀”的无奈。由此可以说,人生的苦难,种种外部环境的刺激带来了个人的觉醒—诗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关于社会、人生的诸多问题。加上注重个体自由的老庄哲学的再度兴起,无疑为促进建安时代个体人格重建提供了依据。而人格的重建在一定程度上张扬人性,追求自由与超脱,关注个体生命的价值,思考个体存在的意义。又使优患意识由优世到优生再到优民层层具体化、深刻化、人性化。人的价值得到重视。“天地间,人为贵。”

建安文人的优患意识与个体人格的发展是密切相联系的,它们的契合斌予建安诗歌新的主题,正如奋迅所说,建安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如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Art for Art s seke)}al也是诗人创作个性张扬的时代。这一时代的优患愈识对后世诗歌的创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一时代的人格也为后代文人树立了“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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